正因为如此，中央城镇化会议一针见血地指出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并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列为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城镇化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更是打破以户籍为藩篱的严格界限，废除身份等级，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这是城镇化的关键和核心所在。就此而言，城镇化的本质绝非经济结构的变迁，而是观念和制度的变迁，是通过改革和废除包括户籍在内的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不合理制度，在社会的生态中嵌入平等元素，建立真正的契约和市民社会，实现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城市文明的伟大跃进。农民进入城市，就是市民，就必须从法律层面承认他们的平等权。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的城镇化，在人类城镇化的历史上是比较成功的案例，既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又没有出现拉美等国的贫民窟，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通过法律甚至宪法确保进入城市的农民完全享受和市民一样的待遇，将农民的平等权提升至宪法的角度，从而避免出现假的或夹生的城镇化。如果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里工作、生活，却又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无法真正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这种城镇化本质上是一种假城镇化、夹生城镇化、掠夺式的城镇化。

如果城镇化以人为本，要承担农民市民化的巨额成本，如果城镇化要严格控制用地，不允许人为造城，如果城镇化的规划保持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要一张蓝图干到底”，相信地方政府对于城镇化的冲动一定会小很多。就此而言，中央的城镇化会议将中国的城镇化从即将狂飙猛进的错误道路上拉了回来，城镇化差点唱歪的经，又被拨乱反正回来。这既是一次充满了诗情画意和人文色彩的会议，更是一次城镇化的观念再造会议。

站在国家现代化和大历史的视角，城镇化无疑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城镇化的完成，意味着5000年农业文明的正式落幕，中华文明正式与国际城市文明接轨，如果这样的城市文明，有山有水有乡愁，则无疑会成为人类城市进程历史上最浪漫、最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