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专业人士分析:“那么多微博,每个微博上都有不同的问政信息,信息没有有效收集、汇总和分析,就容易流于琐碎,难以归纳市民的关注热点和细分的需求”。该人士认为,网络发言人平台以及其他渠道也有相当多的问政信息,虽然有机制保障问政效率及效果,但各平台之间不实现共通,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低效利用。
官员C说:“掌握国家机密的公职人员,有可能不自觉地谈论本职秘密。为此,有必要规定:现役军警人员、涉密机关人员、党和国家高级干部,不得开私人微博。”
5.作为新的资讯平台,个人微博以及对于政府微博的评论本身缺乏权威性,如果利用不当很容易变成谣言的温床。另外,“脏”的问题也影响微博正面作用的发挥,有人说微博已沦为“骂场”,语言暴力借助微博已呈泛滥之势,虽说这种观点以偏概全,但以此为代表的微博负面作用不容小视。
网络水军也已是网路问政的一大问题。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2日给 “网络水军”画了个像:有些人隐身于普通网民中间,发帖留言,其背后有机构利益。他制造假民意,目的是左右舆论,误导受众,甚至影响政府决策,值得注意与警惕。王元成代表举例说,“网络公关公司组织‘水军’为参选人刷票”,“网络推手煽动公众舆论干扰司法案件、左右案件调查和审判”等情况越来越多,有些事件甚至误导了政府的相关决策。 翟惠生委员说,“网络水军”制造的虚假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混淆视听,对广大网民的诱导力很强,不仅给政府通过网络集纳民意带来麻烦,影响政策决策的执行力、贯彻力,而且容易造成网民的认知错位和对政策的抵触,以致影响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而这两者恰恰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网络问政还隐含着来自国外的危险。例如2009年的伊朗大选,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和政治势力就借助于Twitter大肆散布谣言,宣扬总统竞选存在严重舞弊行为等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引发伊朗政治骚乱。这次政治危机被《时代》周刊称为“Twitter革命”。
6.2011年4月22日,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发布了我国第一份《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3月20日,中国目前已有2400余个政务微博,全国范围内共有实名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1708个,政府官员微博720个,覆盖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域,“微博问政”已渐成政府信息公开新趋势。政务微博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推动着政务发展进入智能化时代。